中国中药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无疑给中医药界带来极大振奋，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医药学是人类伟大科学宝库。 中医是带有朴素古代科学特征并以大量临床经验为基础，兼具技术服务与人文关怀特色的传统医学。中医的科学性是中医存在的基石与发展的命脉，是中华文化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我们必须就“中医药学的科学性”这一核心议题，在更深层次和更广的维度上加以剖析阐述，以理清思路、回归本质。 反中医人士质疑的核心是中医是否科学的问题。对此，我们首先需要清楚地认知所谓“科学”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概念与角色？中医与西医是东西方不同的思维体系下的产物，都是抗击人体疾病的医疗手段，方法不同而已，本不该存在争议。但由于文化、经济或许还有政治的原因，围绕着中医是否科学，展开了长达100多年的论争。要厘清这个问题，必须把科学的概念搞清楚。 科学的概念是从西方舶来，科学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不过，从各种对于“科学”概念的不同表述中，我们还是大体上可以从中找出某些基本的、共同的东西：即“科学”有狭义的科学与广义的科学之分。狭义的科学，指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在物理、化学衍生的分支科学，即西方现代科学；其主要特征是：以具体孤立的事物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能分科分类和有层次，研究过程可以用数学加以量化，研究结论是可以重复验证的。如此可见，若从狭义的科学视角或标准来看待中医药学，我们的中医是不在这个“科学”之列的。什么是“五行”，什么是“阴阳”？什么是“上火”、“寒热”，这些中医常用的“术语”都是定性的概念，都没有严格的量化，内涵和外延似乎都是模糊的；中医也没有细分出许多分支学科；中药方剂也没有经过双盲对照实验的验证。而广义的科学，则认为科学是一种理论知识体系，是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是人类社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但这些概括有些复杂和深奥。事实上，科学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复杂系统，其核心在于实事求是，因为只有事实才能接近真理，只有追求真理才有创造和创新。随着科学向更高层次的信息科学、生命科学、意识科学和人文科学方向发展，纯自然科学的狭义科学观的局限性就显现出来，广义的科学观更符合科学的发展趋势。因此，在明确中医是否科学以前，我们要重新审视对“科学”本身的理解是否“科学”。 什么是“科学”呢？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之前，我认为的科学定义应该是：科学是人类对于客观事物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认知的过程。这里面有两个要义，一是科学的对象是人类生活所涉及的所有事物，包括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所有内容；二是科学是贯穿事物认知的整个过程，而不是以阶段性认识作为判断事物是否科学的唯一标准。 因此，从广义的科学观来看待中医药学，则完全应当得出另外一个结论：中医药学应当说是广义科学的一个精彩范例。 第一，中医药学具有完整的理论结构和知识体系。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辨证思维指导下，《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等医学经典著作已经标志着中医从简单的临床经验积累升华到系统的理论总结。中医天人合一的整体观、系统论、辨证施治的思维方式，都闪烁着古代哲学和当时先进科学的光芒，只是中医所使用的语言工具不是西方英语所能理解的语言，而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充满着中华文明伟大智慧的古汉语而已。 第二，中医药学是人类社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中医药理论来源于实践，应用于实践。中医药来源发展于民间，伴生于中华民族不断繁衍发展的过程。她研究的对象直接是人而不是小白鼠，她进行科学研究的场所不是实验室，而是通过一代代郎中大医们在治病实践过程中不断摸索、积累的经验而成。直至今天，她仍然被广泛应用于人类健康领域，具有极强的社会实践性。 第三，中医药学正确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医药学的研究对象是人，核心是对生命、健康、疾病等一系列客观实在的深入研究。中医药学的理论与实践充分阐明了生命的起源和本质，整体全面地揭示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诊断、治疗、预防的规律。同时，中医药学基于辩证法、整体观和系统论的一整套诊治方法，以及治未病的先进理念，在临床医疗实践中的神奇疗效，证明了中医药学的科学内核和实证精神。 第四，可复制性。中医药虽具有个性化、差异性的治疗特点，但如果必须套用西医科学的标准的话，也绝不能说就没有可复制性。悬壶济世本身说明，在中医药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可广泛使用的名方，多次把中华民族从灾难中拯救出来。 当我们厘清了上面这些基本概念与思路以后，再回过头来审视屠呦呦发现青蒿素这一举世瞩目的成功范例，对于正确认识中医药学价值的重大意义，就会得出更理性客观的结论了。 屠呦呦研发出青蒿素，是在研究了大量古代中医药典籍的基础上，受到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句话启发而来。中药和西药的治病原理不同，作用机制也不同，判断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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